China
宋尚节 被广泛视为20世纪最杰出的华人福音布道家。尽管他的生命相对短暂，但在12年的事奉中，据信他带领超过10万人悔改信主，这大约占当时中国基督新教徒总数的十分之一。回顾他在全球背景下的事奉，威廉·E·舒伯特牧师（William E. Schubert）称赞他为“本世纪最伟大的布道家”。
宋尚节于1901年9月27日出生在中国福建莆田（兴化）。他的母亲是陈柔兰，父亲是宋学廉牧师，后者是美以美会（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, MEC）兴化区的一位杰出牧师。虽然宋后来形容自己年轻时的信仰是虚假的，但他在青少年时期对信仰的深切感受和对宣教工作的热心服事，使他获得了“小牧师”的绰号。1909年莆田爆发了一场大规模自发复兴运动，这无疑影响了他的信仰，当时年轻的宋尚节亲眼见证了这一事件。
宋尚节在美以美会宣教系统的学校接受教育，在五四运动开始激荡中国政治思想之际完成高中学业。宋立志“救国”，以优异成绩和全球美以美会网络的人脉，获得了俄亥俄卫斯理大学（Ohio Wesleyan University）的全额奖学金，原本打算攻读神学。1923年，他提前一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，此时他的目标已扩大到包括医学学位和研究生神学研究。他最终进入俄亥俄州立大学（Ohio State University, OSU），在那里获得多个高级学位，包括化学博士学位。
在此期间，他担任美以美会的持照传道人，并领导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国际学生论坛（International Student Forum），该论坛是基督教青年会（YMCA）和美以美会的联合项目。作为论坛主席，宋投入大量精力促进种族间的相互理解。然而，他始终以布道为核心使命，并于1925年因将活动“转化为教会宣传”而被同伴罢免。尽管如此，宋仍专注于最终目标——获得神学院学位。一旦拿到学位，他就能以最高资历返回中国，成为兼具现代科学与宗教权威的领袖，在中美新教宣教体制内“救国”。然而，一条不同的道路摆在了他的面前。
1926年，宋进入美国最负盛名的神学院之一：协和神学院（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）。该校是现代主义神学兴起的重要阵地，教职员包括哈利·埃默森·福斯迪克（Harry Emerson Fosdick）、哈利·F·沃德（Harry F. Ward）和亨利·斯隆·科芬（Henry Sloane Coffin）等自由派代表人物。宋深受新兴现代主义运动的吸引，他在申请书中承诺将利用“科学知识”去发现“宗教与科学背后的基本真理”，并清除“唯物主义和帝国主义”的体系。
那年秋天，他投入繁重的课业，并与鲍威里（Bowery）的万国教会（Church of All Nations）合作。与此同时，他开始探索佛教经典、阅读神智学文献（theosophical literature），并质疑自己的神学信念。同时，他被一位来访的女传道人乌尔丁·乌特利（Uldine Utley）的信息深深吸引。在日益增加的学业压力、神学探索与布道热情的交织下，宋的精神开始崩溃。1927年2月，他开始行为古怪，写下混乱的异象记录，并声称收到自己将死的预感。校方震惊之下，神学院院长介入，帮助说服宋自愿入住精神病院。协和神学院最终支付了宋超过1000美元的账单（在当时是一笔天文数字）。
在精神病院期间，宋的精神状况恶化成完全的精神崩溃，他从福音书中找到神圣无线电的图纸，用“天空文字”记录属灵异象，并在一个晚上在房间里与“神母”完成婚姻仪式。经过逐渐好转，宋于1927年8月出院，并立即返回中国。
在后来对宋住院经历的复述中，这些令人更感不安的细节被省略，而这一困境被重新叙述为基要主义信仰的希望与现代主义的空虚——甚至疯狂——之间的神圣戏剧。他的日记清楚表明，当时的情况并非如此泾渭分明。然而可以确定的是，这次住院经历标志着他事奉生涯的一个重大转折点。到1928年秋，他已被聘为美以美会兴化区的全职布道家。宋找到了自己的呼召，他“救中国”的工作将转向明确的福音布道。
从1928年到1930年，宋在故乡福建巡回布道。由于他的莆田方言在福建大部分地区无法被理解，宋不得不用英语讲道并由他人翻译（到1933年他已能讲普通话）。此时，他的讲道倾向于神秘主义，基于寓意解经和可疑的文本联系来解释圣经。例如，他对《创世记》第一章的讲解认为其中隐藏族长线索、《约翰福音》结构乃至整部教会历史的预表。虽然释经上存疑，但宋以其充满活力的风格和传达圣经在基督徒生活中重要性的能力，深深吸引了听众。尽管如此，宋认为这段时间“没有果效”，因为很少有人因此悔改。
尽管有此自我评价，但到1931年，他的讲道已引起石美玉（Mary Stone）和休·休斯（Jennie Hughes）的注意，她们是伯特利布道团（Bethel Mission）的共同主任。为了扩展事工，石美玉和休斯开始组建称为“伯特利团”的福音团队。其中最著名的是伯特利环球布道团（the Bethel Worldwide Evangelistic Band），最初由计志文（Andrew Gih）、聂志英（Lincoln Nieh）、李道荣和林景康组成。该团队很快吸收了宋，并于1932年公认他为领袖。在伯特利团中，宋正在形成的风格与圣洁复兴主义的实践相互补足。他逐渐放弃深奥的释经，转向他余生事奉的核心信息：“耶稣并祂钉十字架。”
宋很快成为团队中的佼佼者，以热情洋溢的风格、幽默、戏剧道具、哑剧和唱诗吸引听众，这些都是中国传统说书形式的标志。同样，宋拒绝其他布道家穿着的西装领带，转而穿上传统的中国长袍。他的讲道旨在引导听众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，并谴责时代的诱惑与罪恶。他最著名的讲道之一是把一个大型棺材（一种仪式上的禁忌物品）搬上讲台，然后从棺材中拉出数十块破布。每块布上写着听众可能犯下的不同罪行。从骄傲、贪婪到看电影、读小说，宋会详细说明每一种罪如何在上帝面前玷污人，并最终导致死亡。这一讲道使许多人痛悔归主，并涌向讲台决志。在他们向神奉献自己之后，宋敦促他们去与别人分享信息，他认为“作见证是受圣灵洗的必要证据”。
也是在伯特利团期间，宋开始了他的神医事奉（上帝医治）。宋宣告上帝“呼召我在各处传道、医治和赶鬼”。他的事奉印证了这一点，无数人见证了神借着他所行的作为。鸦片成瘾者摆脱了毒瘾，被鬼附的人脱离了折磨，瞎子得见，瘸子起来行走，麻风病人瞬间得医治。在这一切中，宋坚持严格的圣洁神医解读，即脱离罪就意味着脱离身体的疾病。因此，疾病是属灵的现实产物，即罪和邪灵的力量——这一观念与中国民间医学产生某种共鸣。
总体而言，伯特利团成为催化剂，帮助宋完善了一种针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的福音呈现方式：充满活力的讲故事与直面人们问题之属灵根源的结合。
然而，到1933年11月，由于资金、领导权和牧养责任上的紧张关系，宋被迫离开伯特利团。虽然这是一次挫折，但这次分裂最终使宋的事工爆炸性地扩展到更广阔的亚洲世界。从1934年到1939年，宋在中国和东南亚的主要城市巡回布道。他最终在印尼、马来西亚、缅甸、菲律宾、新加坡、台湾、泰国和越南带来了大规模的复兴。
1940年，宋的身体逐渐衰竭。自在美国时期就患有的肛瘘困扰着他，在东南亚最后一次巡回期间，这疾病使他无法行动，只能躺在担架上讲道。尽管宋通过祷告和多次手术寻求医治，但始终未能康复。此后他大部分时间卧床，与家人相处，并为前来探访和写信的人提供牧养辅导。1944年8月18日，宋与世长辞，享年42岁。
虽然生命短暂，但宋的事奉为今天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、充满活力的、被圣灵充满的基督教奠定了基础。